朱瑞是中国革命艰难历程中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他不但是新中国炮兵的奠基人，而且是我党早期兵运工作的先驱。在我党领导的宁都起义中，朱瑞虽在前台不甚显眼，但却是一位幕后英雄和功臣，为宁都起义的成功作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
一、宁都起义及其重大历史意义
1931年春，蒋介石为排除异己，把在中原战场上被打败的冯玉祥军残部收编而成的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两个师（孙连仲兼第25师师长，第27师师长高树勋）共2万余人调入江西“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第二次“围剿”时，该军第27师遭红军重创，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该军被困在宁都县城，进退维谷。一是杂牌部队军需无保障；二是疾疫蔓延得不到救治，死去数千人，士气非常低落。“九.一八”事变后，该军将士强烈要求回北方抗日的请求遭到蒋介石的压制，官兵们囿于彷徨、绝望之中，对蒋十分不满，有些将士在暗中寻找出路。该军的秘密共产党组织特别支部委员会（书记刘振亚，组织委员袁汉澄，宣传委员王铭伍）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兵运工作的指示，因势利导，积极开展旨在争取该军起义的兵运工作，先后发展了包括高级将领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在内的20多名共产党员。12月初，该军秘密党组织在南昌的联络站遭敌破坏。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先是“急电”严肃缉拿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伍三名共产党员，继是派专机送来蒋介石查拿“共犯”的手谕。在此危急关头，中共特支成员和赵博生一起共商决策，派袁汉澄、郭如岳分别代表特支和赵博生、董振堂（73旅旅长）、季振同（74旅旅长）等去瑞金和红军总司令部及刘伯坚取得了联系，特支遵循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指示，召开了行动会议，作出全军起义的行动部署。尔后由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率领全军（1个军直、2个师直、6个旅直、11个整团，共1.7万余人）于12月14日成功地举行了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起义部队开进苏区后，中革军委将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宁都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一次起义，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它对坚持内战，不愿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是个沉重的打击，对革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它进一步促进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的分化，对后来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是我党兵运史上的光辉典范；它壮大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力量，对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是直接的、有力的支援，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1938年12月，毛泽东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二、中国共产党对兵运工作的高度重视
第26路军能够成建制地争取到革命阵营中来，取得全部起义的伟大胜利，得益于我们党对兵运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前期扎实有效的工作。早在1930年1月7日，我们党就以中央通告64号文件形式提出了《关于组织兵变的路线与策略》，把目前兵变形势的发展与党的任务、组织兵变的策略与路线、组织兵变的先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归纳。1930年的6月19日《中央特别通告——关于组织兵士暴动问题》中，明确提出“怎样实现兵士斗争的最高形式。认为组织士兵暴动，要在政治上建立起广大群众的基础，加紧发动兵士日常斗争，动员全党全团特别是地方党部每一支部每一同志以及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都有组织有计划去扩大这一工作，方能实现兵士的暴动。认为要在军队中各部的工作有配合的准备，而且要与当地工农斗争有配合的准备，强调要善于运用组织力量来完成兵士暴动，组织兵士暴动，必须建立新的工作方法……”。1931年3月14日，周恩来明确提出兵运工作是党的战斗任务，认为“当此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的党不但要领导红军英勇的来解除国民党军队的武装，而且党以及一切革命的组织必须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破坏和瓦解的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只有这双方面的共同行动，才能取得对敌人的胜利！”“必须要认识兵运工作是一种群众工作，是党的战斗任务，必须要动员全党全团以及革命群众的组织共同进行……”。同时，中央在督促全党切实进行兵运工作中，强调了工作纪律，如兵运工作中特别要注意秘密工作，党的组织要非常严密；除小组会外，同志间绝对不能有横的关系；兵士群众的组织，可用各种名义发展，对敌军长官亦须尽可能的保持秘密，等等。
党对兵运工作不但思想上高度重视，而且组织上不断加强。1931年2月，中央任命原中共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朱瑞为中央军委兵运破坏科科长兼中国红军士兵委员会主任，专门组织培训兵运骨干、策划兵运策反工作。兵运破坏科的主要任务：一是培训士兵运动的骨干，主要是对士兵进行培训，培训后潜入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开展士兵工作，发展地下党员，等待时机，发动“兵暴”；二是秘密同苏联领事馆取得联系，争取他们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支持；三是对国民党军队某些上层将领进行策反工作，主要工作对象是国民党杂牌部队将领，利用其与嫡系中央军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
三、朱瑞对宁都起义的历史贡献
1、朱瑞是宁都起义训练班的直接主持人
中央军委派往宁都发动国民党第26路军暴动的王超（王省）、袁汉澄（袁血卒）、李肃是士兵运动训练班的骨干，是由朱瑞直接主持训练的。在上海士兵运动训练班上，朱瑞讲明了我们党关于士兵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研判了26路军的情况，认为第26路军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因素，只要大家按照中央关于兵运工作的方针、政策努力工作，是完全有可能把26路军争取到革命阵营中来的。他分析能有力促成直接革命的具体因素有：一是第26路军与蒋介石的深层次矛盾。他说，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的旧部，大部分士兵都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有革命的思想基础。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部队被蒋介石收编。蒋介石为了排挤异己，把26路军调到江西前线去打红军，甚至连粮饷、装备也得不到接济。蒋一方面要26路军为他送死、卖命，另一方面又想借红军之手消灭异己。我想26路军的许多人也会认识到这一点。你们到部队后，一定要揭穿蒋介石的这个阴谋，提高广大士兵的觉悟，进一步扩大他们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让他们离心离德。二是第26路军同孙连仲刻骨仇恨的矛盾。他说，蒋介石为收卖冯玉祥的西北军，把许多高级军官叫到南京，用金钱收卖他们，据说孙连仲一个人就得了十万银元。后来蒋介石调26路军到江西打红军，士兵不愿去，蒋介石又给了孙连仲等几十万大洋。部队到江西后，同红军打了几仗接连失败，现在已是士无斗志。广大士兵又是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气候、水土，蒋介石的供给又不及时，加上军官喝兵血，层层克扣军饷，广大士兵已陷入绝境，士兵病死、自杀的现象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士兵们要求回北方抗日，但在回家的路上，等待他们的是中央军的机关枪。所以，在26路军的士兵面前，完全是一条绝路，前进也是死，后退也是死，这就暴发了广大士兵同孙连仲等高级将领之间的矛盾。朱瑞说，当兵的都是苦出身，只要把问题的实质讲透彻，再把红军如何为穷人“打土豪、分田地”谋利益，替劳苦大众打江山的道理说清楚，我想广大士兵的觉悟会很快提高的，会对红军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三是第26路军内部各部队之间利益纠结的矛盾。他对如何利用26路军内部各部队之间的利益纠结矛盾开展工作，并就从事秘密工作所应遵循的原则、纪律、方法作了指示。他认为这些胶着的矛盾将成为分化瓦解这支部队的切入点，要求大家要把握时机，对症施策。
朱瑞专业高效的工作，为我党士兵运动培训了骨干人才，为宁都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2、朱瑞是第26路军特别支部工作的导师
（1）调整要兵不要官的兵运方针
训练班结束后，王超、袁汉澄、李肃就离开上海前往江西，途经南京浦口时，遇见了26路军唯一的地下党员刘振亚。四人结伴而行，奔向26路军。他们到达部队驻地宜黄，稍事休息后，王超就召集大家一起开会，仔细向刘振亚传达了中央关于发动26路军兵运工作的指示。在讨论中央的指示、任务和具体方针政策时，刘振亚对中央提出的要兵不要官的方针提出了异议。他说，中央提出的兵运方针对一般国民党军队来说是对的，但从我们26路军的情况来说就不行。我们26路军的许多军官，特别是中下层军官都受过大革命的洗礼，北伐战争期间又深受刘主任(指刘伯坚)的教育影响。他们过去对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就不满，被迫到江西同红军作战后，这种不满情绪就更强烈，尤其是作战接连失败，不久前就给红军吃掉了一个旅，更引起他们的反思。赵博生经常找被红军释放的俘虏兵谈话，从他们口中了解到红军的确在红区领导农民斗地主、分田地。他心里很高兴。许多被抓的共产党嫌疑犯押解到总部后，他就给放了。在中下级军官中，同情红军的也不少。这些军官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是有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的。我们应该向中央写报告，说明26路军同别的国民党军队不一样，不少军官是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对我们的兵运工作更有利，效果会更大。
于是，他们就按朱瑞事先规定的联络渠道，迅速向上海党中央写了报告。不久，他们就接到了朱瑞的指示：“表示同意我们的报告。但要求我们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下层士兵的工作上”。根据朱瑞的指示，王超等四位党员分别到总指挥部和各旅，按照中央的方针和部署，积极开展工作。兵运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党的组织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到七八月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十多名军官，他们后来都成为宁都暴动的重要骨干。
（2）明确指示做好退党军官的善后处理
士兵运动委员会成员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如刘振亚介绍入党的中校参谋杨金堂、上尉执法官王宏文不久就提出了退党的要求，王宏文甚至还流露出威胁的口气。对此，朱瑞明确指出，一定要做好退党军官的善后处理工作，尽可能不使党的组织和工作受到破坏和影响。
根据朱瑞的要求，对中校参谋杨金堂的退党请求，党组织一方面给予耐心的教育和引导，同时也给他施加必要的压力。经过多方面的工作，杨金堂向党组织说了心里话，他说：我知道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可是在胜利途中会有牺牲的。我家有老人和六七个孩子，我牺牲了，我全家就完了。他表示“我退党，决不伤害你们。”不久．杨金堂就请假回老家，到家后还给刘振亚写了封信，表示“他永不告密”。对威胁要求退党的王宏文，党组织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和方式，做了妥善处理，从而保证了党组织的安全。根据中央和朱瑞的指示，26路军正式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
（3）批准赵博生入党
1930年蒋冯阎大战后，冯玉祥的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不久，赵博生被任命为26路军参谋长。26路军被蒋介石派往江西“围剿”红军。该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因害怕红军和前线环境的艰苦，便以治牙为名躲进南京、上海享福作乐，把总指挥部的日常军务交由参谋长赵博生代行。在这种情况下，如能争取到赵博生的支持，对“宁暴”的起义成功具有关键性作用。
赵博生是河北沧县人，曾任冯部旅长、军参谋长等职。他不但为人正派，体贴部属，带兵有方，英勇善战，而且早在“大革命”和“北伐战争”期间，他就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的影响。1930年蒋介石命令26路军去江西参加围剿红军时，他曾和董振堂秘密商量决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还派身边参谋李青云到上海寻找刘伯坚，想与共产党接上关系。
在如何争取赵博生入党的问题上，据袁汉澄说，中共特支曾多次讨论过。中共特支第三次讨论赵博生入党时，会上，王超将事先经过深思熟虑拟好的一封长达万余字给赵博生的信，念给大家听，请大家修改。信的主要内容是向赵博生说明“九一八”事变后的全中国局势和26路军的处境。这封信经过大家讨论、修改、补充后，决定由罗亚平通过某种方式送达到赵博生手中，并由他收集赵的反应。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赵有入党的愿望，可由罗亚平帮助他找党的关系，万一情况不好，罗就可以直接转移去苏区。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星期，但一直还不见赵的动静。就在大家心里七上八下，很是着急时。罗亚平满为大家带来了他试探赵博生的结果。他说，赵博生对这封信十分称赞，认为信中所说的内容“完全对”。赵博生还对罗亚平说：“我看这封信不是你写的。但是，与你有密切关系……今天我找你没有别的话说，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组织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算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之后，特支就决定发展赵博生入党，由罗亚平做介绍人，并报请党中央批准。朱瑞接到特支报告后，迅速报请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批准。一二十天后，特支接到了朱瑞同志转来的指示，大意是：经中央研究，决定吸收赵博生同志入党，并要他在行动上仍保持过去一样，不可过于暴露，还指示特支要注意保护他的安全。
赵博生入党，对宁都起义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蒋介石发现26路军有共产党活动，命令逮捕该军共产党人时，赵博生及时按照特支的决定，一方面与南京方面虚与委蛇，争取时间与红军取得联系；同时与董振堂研究暴动对策，随后又与董一起同该部实力最强的74旅旅长季振同商量，把季和74旅争取到暴动行列中来。这样，26路军暴动就形成了以赵博生、董搌堂、季振同为首的指挥核心，确保了为宁都起义的顺利进行。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朱瑞实际上是26路军特别支部地下党组织的指导者。
3、信任的暗号：“是朱瑞叫我来的”
1931年12月初，中央决定让王超回上海汇报情况。王超在南昌接头时被捕，他身上所带的秘密文件被特务截获，其中有26路军地下党部分成员的名单。蒋介石知道这一情况后，于12月5日由南昌行营发出了十万火急电报：“责令26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伍3名共匪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电报被地下党员译电主任罗亚平截获，他立即送交特支书记刘振亚。刘振亚当即召集袁汉澄来商量对策。他们一致认为可能是王超去上海汇报工作这个环节出了问题，但王超决不会出卖党组织．否则通缉的名单第一个就是赵博生。两人遂以特支的名义做出决定：一是做好立即暴动的准备工作；二是由赵博生应付南昌行营，发出“遵令即办”的电报，并要他去同董振堂一起商讨暴动事宜，还要争取季振同共同举事；三是派袁汉澄进入苏区与红军取得联系。刘振亚对袁汉澄说：“你要马上出发，接头暗号是‘朱瑞叫我来的’（这个暗号是兵运训练班结束时，朱瑞明确告诉他们的，来不及请示中央时，在需要红军援助，可直接去苏区，接头时，暗号就是“是朱瑞叫我来的”）。”袁汉澄随即到赵博生处开了一张执法队的证明，急忙向苏区进发。他前脚刚踏入苏区固厚地区，就遭到赤卫队的拦截盘查，幸好他能唱国际歌。赤卫队员们听了感到很惊奇，就把他送到了设于固村的彭湃县驻地苏维埃办公室。县委书记霍步青询问袁汉澄有什么事?袁急切地回答说：“是朱瑞叫我来的”。霍步青随之给袁汉澄配了一匹马，派人把他送到叶坪的红军总司令部。
总司令朱德听说26路军有人来送信，很快接见了袁汉澄。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l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的率领下，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起义官兵拘捕了少数反动军官，解除了不赞同起义的25师师部的武装，封闭了国民党的县政府，然后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中央苏区。
起义军被编为13、14、15三个军，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迅速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斗。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指出：“孙连仲的26路军，是1931年的夏天在上海与我们联络成功的。他们通过搞兵运工作的朱瑞同志，与军委接上了头。1931年12月14日，26路军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成建制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朱瑞对宁都起义的成功暴动作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宁都起义的重要功臣。今天，我们深切缅怀朱瑞将军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弘扬朱瑞同志的革命精神，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王检生
